尹湾汉墓位于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约两公里的高岭上。这里原是一处高出岭面的人工堆积的土墩，面积约2500平方米。在西汉时这里地属东海郡，郡治即今之郯城。岁月流逝，随着斗转星移，两千多年来，除了政权更迭外，山川未改，物华依旧。

　　1993年2月份，曾有团伙在这里搞盗掘，并用钢钎探明了一个直径3米多、深5米的土坑，打开了后来我们编号为1号墓的棺盖。万幸的是当温泉镇党委的领导获知这一事件时，随即赶到现场，制止了这一破坏行为，并将这事反映给东海县博物馆，由馆部专职考古人员刘劲松同志赶赴现场组织保护，市博物馆也派出考古部纪达凯、项剑云二位同志协助清理、鉴定。经省文化厅批准，由市文化局、东海县文化局及市文管会博物馆相关领导组成领导小组，由纪达凯、项剑云、刘劲松组织现场发掘。经过几天的田野勘探初步判断尹湾汉墓可能是一个家族墓地，共有十余座墓葬，深埋在地表以下5-8米的基岩上。

　　出于保护原因，我们决定只对编号为M1-M6的六座墓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其余的暂不清理，拟列入第二期发掘工程。经过充分的准备开始了对这六座墓葬的发掘，历时40多天。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6号墓的情况。M6位于M5西北4.5米，距M2正面3米，未见扰动迹象。墓坑东西长4.2米，南北宽2.7米，深7.5米。坑壁垂直向下，墓室就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一椁、二棺和一足厢组成。外椁的盖板有两层，第一层再分五块，南北向排列，每块板之间阴阳榫扣合而成。椁室的外框是用四条上下两层方形木材四角搭榫结合而成的长方形外框，长3.2米、宽2.26米。椁室内并排存放两口木棺，东西向排列，双棺间距5-7厘米，北为男棺，稍大，长2.28、宽0.76米；南为女棺，棺制较小，长2.19、宽0.71米，这是西汉社会男尊女卑的具体反映。底部椁板也是一层35厘米厚的平铺木板，共分6块。其材料和搭榫方式与四周壁板一致。内椁室的外侧西部有一足厢，依椁室西部壁板为一面，另三面用厚8厘米的木板扣搭成一个内径长2.1、宽0.62、深0.70米的长方形柜厢。一部分随葬品就放置在足厢中。周围群众很好奇，纷纷聚来，给疏导工作带来不小难度。为了防止在开棺时可能发生的踩踏事故，更好地开展工作，考古队决定当夜突击发掘。当晚首先清理足厢，足厢在内椁室内的外部，一部份随葬品就置放在足厢中。据此，我们分析6号墓是二次合葬，足厢是二次合葬时后加在椁外的，因而在原来的椁板上又复盖上一层椁板。打开足厢上椁板，里面浸满了水，上面漂浮着一层板粟。因为墓坑太小，排水进行得很困难。水下是积有十几厘米厚的淤泥，有一部份随葬品如釉陶壶等物半截露在淤泥的外面。从现场可以看到，釉陶器在足厢的南侧，耳杯、木俑都在中间，足厢北部置有已经瘫软的漆凭几等。经过登记，仅从足厢中的文物就达25件之多，其中重要的有木俑7件、釉陶瓿2件、釉陶壶4件、铜樽、漆勺、耳杯、铜釜各1件，以及木剑、木弩机、木插、木扇、盾牌各1件。另外还有书有“甲宋”铭文的漆凭几和竹笥各1件，这两件在棺中已经瘫散，基本无法修复。

　　在室内清理男性棺，我们依次清理积水、淤泥，最后取出文物。陪葬品由于棺底淤泥的附着，未见大的错位和移动现象，但多数木质遗物和漆器早已散乱，无法见其原先放置情形。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在清理足部时，一堆散乱的木牍和竹简暴露出来，根据其上有粘连的织物纤维，我们估计入殓时，它的外面应有方缇包裹。部分竹简上还有残留的编绳痕迹,少数竹简已经断裂为数节。木牍字体十分清晰,木牍的表面上还呈现出一层淡淡的油光。木牍虽然迭压在一起,取出时仍有弹性,写在两面的字并没有磨损和粘连的现象。我们十分小心地将这批简牍一件一件取出,盛在水中。经登记,计木牍23件, 竹简113枝，这是此次发掘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文物。

　　经过后来的整理,这些简牍内容包括:

　　1、东海郡政府文书档案:《集簿》、《东海郡吏员总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簿》、《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武库永始四年车器集簿》等六种簿集；

　　2、术数历谱:包括《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刑德行时》、《行道吉凶》和元延元年历谱和元延三年日书等；

　　3、私人文书:包括赠钱名簿、随葬谴策、元延二年日记和名谒；

　　4、汉赋佚篇: 《神乌傅》等。

　　从出土木牍记载的内容及随葬的名谒判断,6号墓男性棺主人姓师名饶,字君兄，生前为东海郡功曹史,卒于西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

　　在汉代郡政府职官中,功曹虽属百石少吏.但却居功曹史、五官掾、督邮、主簿居属吏之首。《汉官仪》曰：“督邮、功曹，郡之极位”。其职责《百官志》本注曰：“主选署功劳”，即职司选举，掌握人事大权。从出土的郡级政府的主要文书档案如《上计簿》、《武库集簿》等皆掌握于其手并带入墓中的情况判断，功曹史的职权可能正如《论衡·遭虎篇》所记：“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率”。他可能统领诸曹，不仅掌握职官选举，甚至也执掌包括上计、武备、钱谷、赋税等大权。陪葬的名谒中，上自东海、沛郡、琅琊郡守以及容丘、良成诸候，下至五官掾、卒史都遣吏奉谒问疾问安，正显示其墓主人生前位宠职尊。

　　从墓葬形制、出土的文物以及“东汉五铢”、“大泉五十”等钱币判断，尹湾汉墓群的时代，在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或东汉初年，是一处家族墓地。六座墓葬的型制基本一致，都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分合葬、单葬两种，均为仰身直肢。墓坑构筑在基岩上，有椁有棺，有的还有边箱、足厢。在椁室与墓坑之间填以青白色的膏泥，使墓葬十分坚固。有三座墓葬随葬品被盗严重。6号墓最有价值，不仅墓葬完整，出土文物丰富，而且有着确切的纪年和明确的墓主人身份，最重要的是大量有价值的简牍被抢救出来，为史学研究提供新证。

　　发掘工作完全结束后，立即转入室内对简牍进行整理和释读，从1994到 1996年历时三年。简牍首先要用草酸处理，使其色泽如新，便于照像和释读工作。释读工作也有简有繁：刚开始释读木牍中的名谒和《东海郡吏员总簿》，其上隶书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特别是《东海郡吏员总簿》在长24、宽7厘米的木牍两面用隶书写下了近4000字的整个东海郡的2202人的吏员设置的分类统计，是迄今我国出土两汉中字数最多、字径最小而又最为清晰的隶书木牍；而当释读到用草书书写的《集簿》时，由于在水中放置时间长，墨迹退化，释读时已相当困难，有时只能用照片和木牍原文相互对照，借助于放大镜，再对照上下文进行释读，有时竟不能达意，或者只能释出一个偏旁，实在无法释读，就只能用方框代替。毕竟那个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太遥远，许多木牍和竹简又是用草书书写而成的，某些字的字型结构、书写习惯已经和现在相去甚远。

　　1994年底，我们将整个简牍的整理和释读工作交给了滕昭宗同志，滕昭宗同志坐住冷板凳，借助放大镜，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了整个简牍40000字的释牍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就。

　　就当时的工作实际，在馆内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对外开放，寻求合作，诚邀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参预到简牍的释读工作中来，尽早地将研究结果反馈于社会。我这一想法得到了馆党支部书记骆名楠以及纪达凯和蔡显良副馆长的支持。很快就由刘洪石和中国历史研究所的谢桂华牵头，与北京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华书局的专家分工协作，逐字、逐条目条条整理攻关。老专家严谨治学的精神让我们感动，例如裘锡圭先生患有眼疾，不能持久视物，但他硬是忍着病痛坚持工作，许多关键性的字句就是由他释读出来的，一些谬误也由他重新排定起来，又如《尹湾汉墓简牍》的责任编辑、中华书局编审古文字专家李解民先生，本身就是，从始至终参予了简牍的释读和整理，42支日记简，原先编排错乱的部分，由他按照干支纪日法的历史原貌重新排定，再如文物研究所的李均明和刘军先生，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学识功底，不仅完成了自己分担的武库集簿等部份的释文任务，而且对全部简牍的原文照片进行剪辑和编排，为出版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作为博物馆的代表，合作项目的负责人，除了具体的整理研究工作，在组织协调、资金调配工作方面我也做了许多努力，并参加了在北京组织的全组的释读、论证和鉴定的五次会议。大家的齐心努力确保了释文的质量和整理的速度。

　　合作项目在最后定稿阶段，还得到了上海复旦大学裘元勋、许志正二位教授共同开发的红外摄像与计算机模糊图像处理技术的帮助。利用这项技术，我们对简牍原件进行最后一次集体释读的校订工作，补正原稿中的缺错达700余字。

　　自尹湾汉墓简牍部份资料和释文在《文物》1996年第8期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包括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当前已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五部和70多篇论文。论文的触角已接触到汉代生活的各个层面。一时间，尹湾汉墓简牍成了国内外历史界、考古界特别是简牍研究专家瞩目的焦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廖伯源先生，1997年初，才获见国内出版的1996年8月号《文物》，1998年7月，其专论尹湾墓简牍文书考证的专著《简牍与制度》已经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今年五月廖先生又利用尹湾简牍资料新出《秦汉史论丛》一本，约二十万字。其考证之精辟，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

　　从文物的抢救、保护直至合作研究的全过程，得到了市县文化局诸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保证。

　　尹湾汉墓简牍，从发现到成书出版历时三载，文易六稿。张政烺先生在鉴定书中的评价是：“从我94年8月初见到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结集成书出版，时仅三年，是我多年来所见简帛书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认为：“此书释文准确，达到当前的高水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认为此书“在已有的关于汉代简牍释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项高水平的成果，完全达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所要求的标准。”

　　李学勤先生在《尹湾墓简牍》出牍鉴定会上指定：“这次《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属于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将这些资料公布于社会，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活动提供第一手资料，促进历史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另外，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也于1999年2月出版发行，其中收集了国内27位学者有关尹湾简牍研究的专论。1999年4月，由日本国社团法人日本书艺院，编辑发行的《尹湾汉墓简牍》，选取了尹湾简牍中有重要书法艺术价值的《神乌傅》等重要简牍，作为1999年日本书艺院展的特别纪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从《尹湾汉墓简牍》公开出版不到一年，利用尹湾简牍在汉史研究上有六大突破：

　　1、校订《汉书》、补正史籍之突破

　　《汉书》是研究汉史的信史之作。但在两千多年的转抄、点校和翻印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因素，传世典籍，递相传录，极易羼入后人的修改乱窜。《集簿》、《吏员总簿》、《设置簿》等簿籍中揭示的第一手资料，时人实录，原物原貌，原字原形，无窜改之嫌，因而填补了一些关键性的空阙，可以直接用来校订《汉书》，补正史籍，评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关结论。

　　《集簿》中有关一些县的名称，可以用来校正《汉书·地理志》中一些县名的讹错。如“海曲”乃“海西”之误。“祝其”当为“况其”之误。“于乡”当为“干乡”之误。“兰祺”当作“兰旗”，“南成”当作“南城”。东海郡有：“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当作“曲平”，现在可以断定二平曲是正确的。

　　《汉书·地理志》中有“朐有铁官”之记载。而《吏员总簿》和《长吏名籍》中东海郡下仅有下邳铁官之设，而伊芦有盐官，另有“郁洲”、“北蒲”两个盐官别治。这三地皆为朐地，可证《汉书·地理志》中“有铁官”当为“有盐官”之误。

　　2、汉武库研究之突破

　　尹湾汉墓简牍中《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建设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统计报告，而且是发现在内郡政府文书档案上，其文献价值更非同寻常。正如中国文研所李均明先生在其武库《初探》中所言：该报告“指标项目甚多，数列明确，对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集簿中开列的是一个郡武库中珍藏车马器及与其相配应的作战武器和其它装备。其中皇室器物与库存器物分列清单。皇室器物冠以“乘舆”，库存武备以“库兵车”统称。其中库存武备之数量足以惊人，两项合计，“凡兵车器二百四十二千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七”。

　　东海郡武库当为国家设在内郡的武库之一。《汉书·成帝纪》如淳注引记载：“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置令。”汉代不仅在长安，洛阳建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而且在边郡、内郡分设武库。从集簿中档案记录来看，东海郡武库有两个特点，一是库存量大，如弩的总数即达537707件，矛的总数达52555件，有方（戈类兵器）达78392件。仅以此三顶足可装备50万人的军队，远远超出一郡武库之所需。二是该武库不属东海郡管辖。因为在东海郡吏员总簿或吏员设置簿都未见有“库令”的设置，因而可以断言，东海郡武库是国家设在东南沿海的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国家武库。

　　3、西汉上计制度研究的突破

　　尹湾汉简中《集簿》的发现为研究两汉时期的上计制度提供了迄今为止第一份实物范本，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各种簿籍可谓大量发现，但还没有县、郡级上计文书的发现，因此尹湾《集簿》就更为珍贵。

　　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报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情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等，编制为计簿。从尹湾出土的实物看，它的准确名称应为《集簿》。呈送郡国，郡国再由计吏根据各县的集簿分类统计，再编制郡国向中央上报的集簿，由上计吏专程送长安，上报中央。朝廷据此考核、评定地方长官的政绩。这种制度至西汉已十分完备，并有专门刑律《上计律》来保证上计制度的规范实施。关于上计具体内容，过去从未见过完整的范本，研究者只据胡广《汉官解诂》所言，为“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几项。而尹湾汉墓中出土的1号木牍是2000年前西汉晚期东海郡上计的原始资料，即使不是原件也是上计的副本，凿凿可信。《集簿》的木质为侧柏，长22.7厘米，宽6厘米，厚0.25厘米。正反两面书写，正面12行，反面10行，约700字，草书墨写。

　　这700字22项的统计，就是东海郡向中央上计的完整的内容实录。看起来是一组组枯燥无味的数字，而正是这一组组数字，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晚期社会形态的各个层面，再现了西汉时期人民的多彩的社会生活的画画。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惊奇、浩叹。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获得了汉代人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汲取起无数的源泉，流淌出一篇又一篇的宏文巨制。

　　4、西汉政治制度研究的突破

　　西汉政制定度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政府机构的组成及其运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应用，军事制度的形成及其变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设施及其影响等。

　　汉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往多注重于文献，大多没有跳出《汉书·百官表》、《后汉书·百官志》、《汉旧仪》、《通典》等一些古籍中关于汉代职官设置的记载。而且多侧目于中央政权中的职官设置，最多到郡县职官设置。自居延汉简、敦煌简牍等一些边郡档案文书出土以后，汉代职官制度、政治制度的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成果丰硕。自60年代始，台湾严耕望先生力致于汉代地方行政治制度的研究完成了系统力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将汉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史学界所推崇。但囿于文献，新的考古材料的阙略，使许多问题，诸如亭制、乡里等机构问题也未能作深入的探讨。翦伯赞先生在其《秦汉史》著作中对西汉盐铁官的设置从郡官以下即语焉不详，甚至有所臆测。自王毓全先生《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一文发表后，聚讼纷纭，论争近三十年。而尹湾汉简一出，各项簿集中的有关记载，条理分明，系统有别，多年的论争问题开始明朗。新的史料，为秦汉史的研究拓了新的渠道，提出了新的课题。

　　5、西汉术数类简牍研究的突破

　　术数作为学科的类目，始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载：“（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录，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术数类包括天文、历谱、五行、龟占、杂占、刑法等。尹湾简牍中发现的术数类简牍，有如下几种：一是记于木牍之上的《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二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神龟占》、《博局占》；二是记在竹简上的《刑德行时》和《行道吉凶》。

　　《元延元年历谱》和过去出土的西汉历谱相对，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其一年中的四时八节、伏、腊、祭日记载齐全，为过去居延简中发现的历谱所未见。为我们研究西汉的历法又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实例。对于纠正《万年历》中的错讹将起到直接的校正作用。对于重构西汉朔闰表及历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6、《神乌傅》与文学史研究的突破

　　《神乌傅》是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唯一的一件文学作品。它写于21支宽简上。出土时顺序散乱，其中18支书写正文，一支书写标题，一支字迹漫漶不清，所记或为此赋的作者或为抄写者。另有一支素面简。

　　“傅”在汉代是“赋”的通假。《神乌傅》是创作于西汉晚期一篇佚赋，全文约664字。它讲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禽鸟故事。这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非常完整的汉代俗赋，其风格和以往传世和新发现的一些属于上层文学上的汉赋相比，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更接近于民间文学。此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化手法，讲述乌、鸟争巢的故事，与曹植的《鹞雀赋》和敦煌发现的《燕子赋》四言为主的写法如出一辙。它的发现把这种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0多年，这在古代文学史上特别是赋的研究上，大大地丰富了古代俗赋的研究内容。

　　《神乌傅》的发现价值不可低估。它为汉赋增添了一个新的源头，它补充了古代禽鸟寓言文学系列中的又一个实例。使人们对这一类文学现象，从产生发展延续、变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神乌傅》源流的观察，起到举一反三，提高人们对古典文学某些主题、题材、意象的产生、发展、继承嬗变的兴趣，从中总结出某些艺术思维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的视角。

　　《神乌傅》是我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发现。补了费振刚先生主编的《全汉赋》的一个空白。更为重要的是《神乌傅》的发现与发表给文学史家一个新的反馈。研究文学史不能孤立地去注意文学现象，更要注意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曾出土《唐勒》佚赋的残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曾出土《楚辞》及辞赋的残简以及东海尹湾《神乌傅》的发现，将把西汉赋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文史一家”文学和历史双双携手，将会开辟出文学研究的新天地。

　　这批简牍作为西汉末年内郡政府的文书档案，其细致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确为过去所发表的五类汉简（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罗布泊）中所仅见。这批文书档案出自一个确切纪年、明确身份的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的墓中。文书档案，包括私人文书和汉赋佚篇都是墓主人生前特定地位应该掌握占有或保管收藏的档案和资料，完全可以排除随意制作的可能性。而作为陪葬品带入地下，不仅是汉代葬俗的反映，而且为了希企其仍然具有位宠职高一如生前的地位。因而又确立了这批简牍的科学性和可*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尹湾汉墓简牍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于秦汉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史、军事史、术数史、文学史、书法史、简牍史以及古籍整理和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都将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北大裘锡圭先生说：“对尹湾汉墓的简牍怎样评价都不过份。”

　　尹湾汉墓简牍区区4万余字，但文献价值极高，等待专家学者的继续研究。

　　尹湾，随着尹湾汉墓的发掘及尹湾汉简的发现，近年来已经成了国内外史学界、考古界、古籍研究界瞩目的焦点。